近年来，日本经济形势很不好，日本的报纸上充满悲观论调，几乎天天都在讲经济形势怎么不好。
那么，究竟日本人日子过得如何？
早在60年代末日本就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，但是，老百姓总感到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与日本的“经济大国”称号不相称。为此，在日本又响起了“生活大国”的口号，在1992年由首相的咨询机构——经济审议会提出了生活大国5年计划。然而，这个计划实施期间日本正值泡沫经济崩溃，90年代前半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0．6％。可以说“生活大国”计划“出师不利”。但是，尽管人们常说日本经济状况不好，景气恢复步履维艰，但物价还是很平稳，一般老百姓的日子似乎并不难过。在夜晚的新宿街头，仍然可以看见到处是寻欢作乐的年轻人。
如果观察一下日本的物价，可以感到多数东西比中国贵，也有些东西甚至比中国还便宜。比如，鸡蛋由于搞机械化大生产而被称为是日本物价的优等生，按汇率折算中日鸡蛋的价格差不多；人们的日常用品当中，如服装、汽车、家电、一部分食品等也比中国要便宜；大米由于有政府保护，成了日本物价的劣等生，按汇率折算约为中国的十几倍；两国物价相差最大的是某些服务业，比如理发，理一次4、5000日元，相当于300多元人民币，而国内一般是几元钱。所以或许推出一个公式：鸡蛋（还有水产品）比大米比理发是一比十比几十，中日鸡蛋等的价格比是一比一，大米的价格比是一比十，理发的价格比是一比几十。耗费人工越多的商品或服务，中日价格差就越大。如果考虑到日本人的平均工资是中国人的好几十倍，可以想见日本人的日子比我们还是要好过得多。
总之，大多数人的生活基本上是平静的，但就是不爱多花钱，可以说问题不在于人们没钱，而在于人们不想花钱。而从生活的角度来讲，少花些钱不算什么问题，电视机还能看，冰箱还能用，就推迟一两年再更新，对生活也不致于造成什么影响。然而，这样一来，商店的东西卖不出去了；工厂因为库存增加而不得不减少生产，甚至要减人，引起失业率上升。可见，“内需”（主要包括个人消费与企业设备投资）对整个经济影响很大。现在，一说日本经济不行，就归罪“内需不足”，归罪于“消费疲软”，那么，为何大家不多吃些多花些，既可享福，又能把经济增长率搞上去，何乐不为？
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千万不能搞错。这就是提高“增长率”吗？难道“提高增长率”本身就是“目的”？难道需要为了提高增长率而号召国民增加消费？买不必要买的东西？这显然是本末倒置，也不符合“市场经济思维”。市场经济难就难在，你号召人们每周多吃两顿饭要比号召人们每周少吃两顿饭（最近印尼总统就是这么号召的）要难得多。
人们吃穿住行，是为了过日子，不是为了提高“经济增长率”。在80年代末泡沫经济膨胀的年代，由于股票，土地涨价，使持有股票、土地的人们觉得自己顿时“富”了许多，于是大把大把地花钱，买“名车”、“名画”，颇奢侈了一阵。待进入90年代，泡沫经济趋于崩溃，股价、地价下跌，这些“资产拥有者”又发现自己亏了不少，于是在花钱上也学乖了，更加注意精打细算。本来，已经进入到“该有的东西都有了”的消费饱和时代，再加上“精明消费”之风盛行，就使厂商们愈发感到要从这样的国民的钱袋里掏出钱来何其难也。不是连政府也没估计到，l997年4月1日仅提高两个百分点的消费税率（从3％提高到5％）竟引起如此大规模的“提前消费”反应，以致就在1997年3月，从电视上还可以看到一些家庭主妇把成箱的酱油、醋从商店往家里搬。
其实，从长远看，日本人在消费上也着实需要精明些，多给自己留点后路。最大的原因就是人口的高龄化。随着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的比例增大，日本社会将从现在由5．8人（这里说的“人”是指15岁至64岁的生产年龄人口）抚养一位老人变为2015年仅由3人抚养一位老人。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”，对人口高龄化将导致国民负担加重的担心，也成为抑制现时消费的重要因素。
日本人的日子过得如何？还需看看老龄化社会中的老年人过得怎样。
建设“生活大国”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高老年人的福利。在日本对70岁以上的老人有各种优待。比如在东京70岁以上老人可以免费乘坐东京都经营的地铁和公共汽车，但如果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则须少量付费。据说政府为老人出这笔钱最终还是为了节省开支。因为老人有了免费乘车券就会多出门，而多出门就可有利健康少生病，从而减少政府的医疗费负担。日本还在大兴土木建造老人公寓。为了适应老年人增多的趋势，企业界也在大力开发适合老年人用的商品。比如，洗衣机的功能太复杂，就开发可使操作简化，只需按一次键就能完成洗衣功能的洗衣机；煤气开关不好拧，就设计按键式煤气灶；一般的筷子不好拿，就开发用有弹性的夹子连起来的特殊筷子；自动售票机的投币孔太窄一个一个硬币往里塞容易掉，就开发可以同时投入好几枚硬币的自动售票机等等。从照顾老人的特殊需要出发而开发的简易、安全的商品也受到了中青年人的欢迎，从而促进了整个商品朝着简易化安全化的方向发展。
尽管日本老人福利有较大改善，但是一部分低收入的退休老人仍然感到退休金不够用。
为维持普通生活尚有几万日元的缺口。有些人想出了“出国养老”的新招儿，比如一老妇在国内收入并不高，她用积攒的350万日元在菲律宾购得一幢豪华住宅，然后在她的近30万日元的退休金中，拿出一部分雇两名菲律宾女佣，一名司机，剩下的钱足够她在平时的花费。这样，一个在日本大概只能过得紧巴巴的日本老妇，到了菲律宾俨然成了富婆。
但是，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，政府财政越来越难以承受巨额的养老金负担，预计今后将减少降低养老金的支付，从而给未来的高龄化社会投下了阴影。
日本人日子过得如何？从电视上也可以窥见一斑。
日本已进入成熟经济时代。有的经济学家说，日本不应再拘泥于增长率数字，应形成“1％增长很平常”的心理。笔者的感觉是，如果说中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那么，当今的日本是以生活建设为中心。从大众媒体特别是电视来看，在中国多介绍经济建设如何取得进展，令人感到热气腾腾。而看日本的电视，讲生活的内容多。中国人看起来就有些不习惯，认为日本的电视成天讲“吃喝玩乐”四个字。还应该加上一个“洗”，就是“吃喝玩乐洗”。日本人特别爱洗温泉浴，就经常在电视上宣传哪儿洗温泉最舒服。不过，日本人讲吃讲玩，大都是大众化的消费，怎么吃荞麦面，怎么做豆酱汤，甚至是吃白薯，都能做成一个专题节目。日本人讲吃讲穿，还总喜欢把日常生活与科学技术联系起来。比如为什么吃鱼要喝白葡萄酒，吃肉要喝红葡萄酒，白葡萄酒要喝凉的，红葡萄酒要喝热的等等，都是利用科学仪器对食物成分进行分析，说明道理。在生活的其它方面也是这样，比如为什么在冬天衣服不容易洗干净，就用各种温度的水做试验，证明适当提高水温可解决这个问题。总之，给人的感觉是，它的宣传侧重在以现有的收入水平把日子过得更好更科学。
日本人日子过得如何？也需看看人们的心理上有没有压力。
日本人常常抱有一种“危机感”，这在很长时期被认为是一种“优点”。比如，对“资源小国”（日本十分缺乏自然资源）的危机感，曾经激励日本人大力开发“头脑资源”，大力节约资源能源，大力开发新材料新能源技术。但是，危机感也会起到副作用，特别是在眼下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，过多的担心、过剩的危机感导致经济活动更加消沉，特别是其中的大众媒体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，很值得讨论。
l996年底至1997年上半年笔者在日本，几乎每天都要看电视新闻，结果产生一种是“日本老有事儿”感觉，好像不知什么时候会有祸从天降，笔者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？这与日本的新闻媒体对“事件”的连续跟踪报道太多有关。比如，笔者刚到日本时，日本某地发生了泥石流，埋了14位在现场作业的工人，有关方面在事件发生后，出动了大批人员，并动用了大型掘土机，努力寻找遇难者的遗体，非要把所有的遗体找到不可。于是，电视台一天几次地报道寻找遗体的进展情况，今天挖出几具，明天又挖出几具，一直到最后，挖到第13具，感到没有希望了，这才收兵。有人在泥石流中遇难，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极大关心；有关方面出于对遇难者及其家属的人道主义的和负责任的精神，尽最大努力寻找遗体，这种精神是很可敬的。十几人遇难，一亿多人都来关心，显示了日本民族的一种凝聚力，我作为中国人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但是，问题在于大众媒体对事件报道的数量和频度似乎太多。因为“事件”不光是泥石流，紧接着又发生了厚生省事务次官舞弊事件，发生了日本驻秘鲁使馆的人质事件，发生了俄罗斯油轮触礁引起的重油泄漏事件，发生了静冈伊东地区群发地震事件，发生了核燃料再处理工厂放射性物质泄漏事件等等。对每次事件都进行大量跟踪报道，固然满足了国民关心这些与日本人性命攸关的事件的感情和心理，但也确实产生一些副作用，主要是给人一种“老有事儿”的紧张感，使人在精神上感到“太累”。日本既然是要做“生活大国”，就应使人们的生活过得宽裕一些，不仅在物质上要宽裕一些，而且在精神上也要轻松一些。现在大多数日本人的物质生活可说是比较宽裕了，但他们在精神方面似乎并不轻松。
（摘自《对话：北京和东京》，冯昭奎著，新华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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